蔡崇隆先生透過2月9日蘋果日報的讀者投書以及公開信的管道，針對公共電視的新任董事提名與公視營運有所建議與指正，並呼籲公視董事會應以總辭之手段，對立院施壓，以加速新董事名單的審查。公視董事會是否宜於此時總辭，讓公廣集團運作陷入空轉之爭議持續已久，兩者間最大歧異在於，對「行動效益」與「付出成本」的比例存在不同的判斷。我們理解，對特定問題，每個人有其特殊的價值信仰與專業判斷，但相關討論仍應本於事實，亦不宜刻意曲解，或提供未經查證之資訊誤導視聽。
蔡文最大的問題在於以煽動性字眼指陳目前公視營運狀況已經陷入危機，標題用「他們一起搞垮了公共電視」，文中所提「目睹這塊原本百花齊放的傳播園地日益枯竭，這個先天體質就不好的公共媒體正在快速流失它有限的競爭力。我擔心日益弱化的公視（或公廣集團），總有一天會面臨解散或賤賣給財團的命運。」在在都是悖於事實的指控，對於目前留在公視奮鬥的員工與管理階層，更是莫大的污辱。事實上，過去一年公廣集團從金鐘獎成果、華視的日本海嘯募款，晨間活力新聞入圍卓越新聞獎，到公視募款比往年受到更多民眾的支持等表現，何來「搞垮公視」之根據？我們感謝各種對公視的關心與建議，但不應以詆毀公視之績效表現、員工之努力，作為強化個人特殊訴求之工具。否則「撕裂了公視員工的革命情感，更傷害了公共電視累積不易的社會形象」最深的，正是這些言論。
文中亦提及「部分董事已經向新聞局請辭，詭異的是開春至今無人敢證實此事」。事實上，確有幾位董事向董事會提出辭呈，為求董事會能正常運作，董事長積極慰留中。而公視董事會也早於1月20日所發表的公開聲明中，即已說明並「感謝已提出辭呈，但受懇切慰留的董事會成員」，該文何以完全無視公視的聲明，或進行起碼的查證？實令人不解。
該文亦認為，當前認同董事會處理原則的員工代表所發之聲明，其實是因為屈服於董事會考績之脅迫。我們確實訝異，這樣的言論是依據哪些事實所提出的說法？為什麼員工代表們與自己的見解有所不同，即是言不由衷的不義之舉？而唯有反對意見，才能稱為具備風骨與格局？而該文一再要求，延任董事必需遵循其所設定之步驟，照此態度方能留下「典範」，否則就是不義的共犯結構，並等著留下「搞垮公視」的罵名。
我們懇切的呼籲，在少數媒體極致的操弄與表演下，我們的社會其實已經不需要這麼多捕風捉影的符號標籤，這也是傳播學者在課堂上念茲在茲、希望學生引以為戒的行為。實事求事、包容不同意見，是公共價值的根基，對於董事提名問題，尤其公視未來的發展，我們需要的是理性與具體的討論，而非透過刻意堆砌，各種似有若無或無中生有的陳述與指控，來贏取一枚議題攻防的勝利勳章。
尤其，歷任公廣集團之董事均需延任至新任董事上任日止，蔡文卻刻意對本屆董事扣以「非法」延任之指責，先說：「你們有人若無其事的接受任命，有人引經據典的設法延任，就足以說明你們是自願進入一個不義的共犯結構。」即使文中再改口指稱「非法律問題，乃「倫理問題」，但這些言論實已嚴重誤導視聽。作為一個受過法律專業訓練的紀錄片工作者，豈可捕風捉影？延任的法律解釋權本在主管機關，豈是董事可以妄自為之？自行設法延任？反之，不依照蔡先生的方式行事，就是政黨的共犯結構，如此論據，都已經嚴重公然污辱與誹謗了參與公視經營的董事。
事實上，公廣集團存在著比延任問題更重要千百倍的議題，例如「公共化」的再定位（或「二次公共化」的概念），「公視法」的修訂，這些才是涉及公廣集團可大可久根基的改造，本屆董事積極提出修法之建議與法案，成為目前修法建議的基礎，絕無任何政黨利益考量，自可受社會公評。公共電視是一個國家電視媒體環境的基礎建設，而公共媒體和商業媒體兩者間如何透過互補、合作的設計，為社會注入創新的能量，也涉及我們對「公共化媒體」這個概念的再思考、再定義，以及實際運作方式的再設計。
然而，蔡文在談論商業媒體與公共媒體的差異時竟然粗糙的指陳「…商業媒體不需要在意公視,公視越亂，對他們內容品質的威脅越小…」。我們必需嚴肅指出，「商業/公共」兩種價值絕非決然對立的關係，如果「商業/公共」確實是對立的，我們何以在公廣集團中放入了一個完全商業運作的華視，同時又不提供分毫經費補助，這種矛盾的設計理念與思維，是否即是「華視進入公廣集團後連年虧損」的問題核心？這些問題都有待關心媒體改革的朋友一起參與，且一刻都不能等。
最後，該文提及將以紀錄片記載公視這段混沌蛻變的深刻歷程。我們歡迎任何符號紀錄，為公視成長的過程留下印記。我們知道，一個鏡頭的背後，永遠有著一個獨特的觀點、動機與期待，這正是人文價值的核心與公共理念最可貴的內涵，更是「那些年，我們一起再造了公共電視」中深刻的足跡。
蔡文最大的問題在於以煽動性字眼指陳目前公視營運狀況已經陷入危機，標題用「他們一起搞垮了公共電視」，文中所提「目睹這塊原本百花齊放的傳播園地日益枯竭，這個先天體質就不好的公共媒體正在快速流失它有限的競爭力。我擔心日益弱化的公視（或公廣集團），總有一天會面臨解散或賤賣給財團的命運。」在在都是悖於事實的指控，對於目前留在公視奮鬥的員工與管理階層，更是莫大的污辱。事實上，過去一年公廣集團從金鐘獎成果、華視的日本海嘯募款，晨間活力新聞入圍卓越新聞獎，到公視募款比往年受到更多民眾的支持等表現，何來「搞垮公視」之根據？我們感謝各種對公視的關心與建議，但不應以詆毀公視之績效表現、員工之努力，作為強化個人特殊訴求之工具。否則「撕裂了公視員工的革命情感，更傷害了公共電視累積不易的社會形象」最深的，正是這些言論。
文中亦提及「部分董事已經向新聞局請辭，詭異的是開春至今無人敢證實此事」。事實上，確有幾位董事向董事會提出辭呈，為求董事會能正常運作，董事長積極慰留中。而公視董事會也早於1月20日所發表的公開聲明中，即已說明並「感謝已提出辭呈，但受懇切慰留的董事會成員」，該文何以完全無視公視的聲明，或進行起碼的查證？實令人不解。
該文亦認為，當前認同董事會處理原則的員工代表所發之聲明，其實是因為屈服於董事會考績之脅迫。我們確實訝異，這樣的言論是依據哪些事實所提出的說法？為什麼員工代表們與自己的見解有所不同，即是言不由衷的不義之舉？而唯有反對意見，才能稱為具備風骨與格局？而該文一再要求，延任董事必需遵循其所設定之步驟，照此態度方能留下「典範」，否則就是不義的共犯結構，並等著留下「搞垮公視」的罵名。
我們懇切的呼籲，在少數媒體極致的操弄與表演下，我們的社會其實已經不需要這麼多捕風捉影的符號標籤，這也是傳播學者在課堂上念茲在茲、希望學生引以為戒的行為。實事求事、包容不同意見，是公共價值的根基，對於董事提名問題，尤其公視未來的發展，我們需要的是理性與具體的討論，而非透過刻意堆砌，各種似有若無或無中生有的陳述與指控，來贏取一枚議題攻防的勝利勳章。
尤其，歷任公廣集團之董事均需延任至新任董事上任日止，蔡文卻刻意對本屆董事扣以「非法」延任之指責，先說：「你們有人若無其事的接受任命，有人引經據典的設法延任，就足以說明你們是自願進入一個不義的共犯結構。」即使文中再改口指稱「非法律問題，乃「倫理問題」，但這些言論實已嚴重誤導視聽。作為一個受過法律專業訓練的紀錄片工作者，豈可捕風捉影？延任的法律解釋權本在主管機關，豈是董事可以妄自為之？自行設法延任？反之，不依照蔡先生的方式行事，就是政黨的共犯結構，如此論據，都已經嚴重公然污辱與誹謗了參與公視經營的董事。
事實上，公廣集團存在著比延任問題更重要千百倍的議題，例如「公共化」的再定位（或「二次公共化」的概念），「公視法」的修訂，這些才是涉及公廣集團可大可久根基的改造，本屆董事積極提出修法之建議與法案，成為目前修法建議的基礎，絕無任何政黨利益考量，自可受社會公評。公共電視是一個國家電視媒體環境的基礎建設，而公共媒體和商業媒體兩者間如何透過互補、合作的設計，為社會注入創新的能量，也涉及我們對「公共化媒體」這個概念的再思考、再定義，以及實際運作方式的再設計。
然而，蔡文在談論商業媒體與公共媒體的差異時竟然粗糙的指陳「…商業媒體不需要在意公視,公視越亂，對他們內容品質的威脅越小…」。我們必需嚴肅指出，「商業/公共」兩種價值絕非決然對立的關係，如果「商業/公共」確實是對立的，我們何以在公廣集團中放入了一個完全商業運作的華視，同時又不提供分毫經費補助，這種矛盾的設計理念與思維，是否即是「華視進入公廣集團後連年虧損」的問題核心？這些問題都有待關心媒體改革的朋友一起參與，且一刻都不能等。
最後，該文提及將以紀錄片記載公視這段混沌蛻變的深刻歷程。我們歡迎任何符號紀錄，為公視成長的過程留下印記。我們知道，一個鏡頭的背後，永遠有著一個獨特的觀點、動機與期待，這正是人文價值的核心與公共理念最可貴的內涵，更是「那些年，我們一起再造了公共電視」中深刻的足跡。